清初——乾嘉——晚清三个时期书法审美：

1、清初 帖学书风衰败，乾嘉时期金石学者通过对“隶”与“八分”概念的探讨，促进了对篆、隶、八分、真楷诸体笔法贯通性的理解，同时更为深入地领悟到高古、质朴、深厚、雄强等审美趣味。

这种来自汉隶的书风把握，使晚清书家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帖学行草的取法路径和美学理想，为近现代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。

通常而言，碑学之成立以阮元发表《南北书派论》和《北碑南帖论》为标志。

书法史上正式而广泛地尊崇颜字始于北宋士人，元季赵孟頫一纠其风，明代即有习颜，也日趋于明丽秀媚。

而清代汉碑的复兴，则重新为帖学增添了厚重朴实的美学品质。

2、乾嘉 以后通过汉碑鉴赏而重塑帖学的过程中，颜真卿的书法恰好成为沟通二者的津梁。

元明至清，书家多以碑版与尺牍为两系，至乾嘉时期，阮元等人更分北碑南帖，以致很多书家的隶书作品与行草尺牍在笔法上难以统一，长于篆隶碑版的书家却拙于行草，邓石如、吴让之人的行草为人诟病即属此例。

而经过“以隶观帖”的历程后，清末书法家开始对行草做宽泛性的理解，认为行书不过是一种生动化的美学趣味，由此打破了碑学帖学的书体限制。

3、晚清 民国书坛对罗振玉等编辑的《流沙坠简》产生莫大兴趣，正是晚清以来隶、草趋通观念的必然结果。

明代帖学书风的柔靡没落，书家返古求新，要求书家主动地求诸金石学养分。在此过程中，清人对汉隶的重视与深入研习，使得汉隶之美的接受，从帖学流美宕逸中逐渐释放出来，愈加趋于古拙、质朴和沉厚。

正是因为清人对汉隶丰富而深刻的临学，使得书风演变和字体获得了学理逻辑上的统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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